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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眼中的日本史:大东亚战争
来源:http://www.wfengine.com  日期:2019-06-17

  

  整顿后方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炮制了一套战争的说辞,以便争取公众舆论对国家努力的长久支持,并向亚洲人民说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不足为奇的是,对日本战争目的的阐述吸收了早先近卫内阁用过的辞藻:日本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亚洲而战;西方是“不道德”的--有钱有势的、种族歧视的、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包藏“膨胀的野心”,如天皇的宣战诏书所言,是想“称霸东洋”。日本的使命,用偷袭珍珠港数小时之后,内阁通过的一项政策声明中的话来说,就是发动反对西方的“圣战”,解放亚洲殖民地的人民,使“所有国家和民族处于和平之中”。为了确保人人都能理解其意图,1941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宣布了在中国和太平洋进行战争的新名称:“大东亚战争”。

  为了保证日本人民都能了解正确的言论,官员们加紧监督大众媒体。对政府审查官员来说,幸运的是大多数记者都愿意合作,尽可能突出战争新闻,搜罗那些国内消息,使之符合1942年内阁发布的指示:使每一条新闻和每一个广播节目都“与国家目的保持一致”。几年后,全国性日报《朝日新闻》的一名通讯记者回忆,他的同行编辑比他在中国前线当陆军中尉时所率领的士兵还要有“侵略性”和“好战精神”。其竞争对手《读卖新闻》的一个工作人员则回想起他自己的往事,他曾经连续几天拜访战死者家属,希望能发现特别生动的故事,关于悲恸的代孕母亲和理想主义的年轻士兵的英勇事迹。

  尽管如此,狂热的国家权威人士还是不能容忍某些新闻报道,它们暗示人民对经济统制不满,谴责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隐含着悲观主义的东西。不悦的官员们可以采取几种随意制裁的方法,从审查专门的报道到停发攻击性的刊物,解雇不听话的记者和播音员。日本出版协会是控制杂志和书籍出版者的机构,它拒绝把纸张发给《中央公论》月刊去印刷1943年的7月号。因为这家期刊登载了谷崎润一郎的连载小说《莳冈四姐妹》(即《细雪》)的前两章。年轻时的谷崎润一郎曾经对描写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的浮世绘大加赞赏。20世纪20年代,他已成为日本的文学大师之一,西化和近代化的熏染成为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在“大东亚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政府的审查人员认为《莳冈四姐妹》是“不相干的”和“消极的”。因为它关于“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伤感”情节无助于推进战争成果。而我们知道,直到今天《莳冈四姐妹》仍然是日本文学的一部经典。一年后,新闻检查机构对有“共产主义者”嫌疑的编辑进行逼供。在这个过程中奸污了一名妇女,杀害了《中央公论》的两名男雇员,之后强迫《中央公论》和《改造》这两份日本杂志中的“无可匹敌的双星”“自行”解散。这种由国家发动的残暴行为,并非独一无二的事例。1944年早些时候,《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把东条英机的军事策略贬损为“不科学的”,结果“剃刀”下令开除编辑,并亲自安排征召这名不幸的记者入伍,还把他送往马上就要上前线的部队。

  为了建立基础广泛的公众支持,几个政府机构成立了群众组织,最终几乎吸收了所有日本人来支持战争。1940年11月23日,如今已成为“勤劳感谢日”,政府把“产业报国联盟”改组为“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在内务省的指导下,新的“产报”(即“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竭力确保工人们彻底了解完成生产指标的必要性,并愿意承受为此必须付出的牺牲,尽管这种牺牲已经随着劳动人口征用比例的上升而越发严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产报”的代表们向每家工厂、每爿商店分发政府宣传品,组织演讲、集会和小组讨论来解释日本的战时目标。为了争取职工的合作,建立更和谐的工作场所,“产报”的所属企业介入工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成立了所谓的综合合作社。于是,“产报”除了以超出配给量的酒和大米奖励勤勉的工人之外,还经营消费合作社,赞助储蓄计划,执行健康保险项目,并成立有关工人的家庭和法律问题的咨询中心。在种种鼓励下,“产报”的成员剧增,从1940年的大约350万人上升到战争快结束时的640万人。

  内阁以产业报国会为榜样,敦促全国几乎每个职业和行业都成立了“报国会”。农民加入“大日本农业报国联盟”,作家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等等。这些新组织中比较突出的有“大日本妇人会”。1942年2月2日,当局把“日本联合妇人会”及其他战前成立的争取选举权、消费者权益和节制生育权等的妇女团体合并,成立了“大日本妇人会”。20岁以上的单身女子和所有已婚妇女都必须参加这个新的群众组织。到1943年,“大日本妇人会”已经拥有近1900万名成员,用该会会长的话来说,她们组成了“一支组织起来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大军,一支大日本妇人的大军”。更具体地说,“大日本妇人会”安排会员为出发的士兵送行,立誓舍弃金银珠宝而举行简朴的结婚仪式,去战地医院洗衣服,相互传授食品营养价值方面的知识,每月一次尽职地为她们的孩子准备一顿“旭日盒饭”,即在白米饭当中放一颗红色腌梅以象征日本国旗的饭菜。

  至于军队,他们努力争取把日本各地原有的青少年团体合并成“大日本青少年团”。该团于1941年1月16日成立,成员为10岁至25岁的男性青少年,其人数很快达到了1400万。一开始,这些年轻人继续开展和以前一样的自发活动,如修建乡村公路和学校等。在军事人员的监督下,他们也抽时间一起看电影,参加周末体育竞赛,以及其他加强年轻人和国家官员之间联系的娱乐活动。“珍珠港事件”之后,政府通过举行集会、组织游行、鼓励四邻参加报国活动等,进一步动员青少年团去鼓励人们支持战争。

  内务省对这些新的群众组织感到不安,唯恐可能削弱他们对公民的权力。内务省的官员都是谙于官场搏击的人,1940年3月他们就控制了“大政翼赞会”。1942年春,他们说服内阁让大多数报国会加入“大政翼赞会”,1943年秋,青少年团也跟着加入。到这时为止,内务省也已经把大约130万个町内会并入了“大政翼赞会”。每个会(平均12户左右)经1940年9月11日的一个政令批准(这一天发布了《关于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常会整顿纲要》。--译注),都应该“促进人民的道德训练和精神统一,协助所有国家政策的实施”。“大东亚战争”开始后,内务省让相邻团体负责分配食品和服装的定额配给券,传达政府指令,销售战争公债,组织当地民防,集体收听说明国家战争目的的特别广播节目,监察成员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其他无数意在凝聚团体精神和把国家的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义务。

  到战争中期,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内务省已成为统治权威的象征,几乎所有日本人都隶属于一个或更多的“大政翼赞会”报国会。然而,无论“大政翼赞会”在动员全国民众和培养团结、奉献的民族精神方面取得了何种成就,它从来没有扮演过像德国纳粹党那样的角色。“大政翼赞会”没有成为大众政党,也没有取得制定政策的职能。此外,内务大臣总是不得不和国家的其他政治精英分享权力,尤其是东条英机和海陆军。整个“大东亚战争”时期,明治宪法规定的多头政治体制一直保留不动。虽然如此,战时的日本领导人还是造就了一个政府权力比以往更全面深入的全民防御的国家,他们也成功地以在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的规模,把人民聚拢在战争努力的周围。

  统治“大东亚共荣圈”

  相互联系的关于“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完全是日本人的发明,是战略家们为寻求思想上的支持而构造的,意在反对他们所察觉到的英美对日本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这些观念并不只是空洞的想法,它们符合许多日本人心中的理想主义。“黄色和黑色人种从白色人种那儿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1941年11月,一个学生这样发问道,“白色人种对美国印第安人做了些什么?印度的4亿人民经历了什么?在我们的邻国中国,5亿人民遇到了什么?无知但是无辜的印度尼西亚人又怎么样呢?”他继续说,日本的使命是“道德的”,是“建立在所有人种和睦相处的理想之上”。他下结论说,每个国家都必须“有它自己平静生活的地方,履行自己的义务,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这就是我们对‘东亚新秩序’所期待的,我们将一起为亚洲人民建设亚洲”。

  亚洲复兴的前景也引起了实际生活在西方控制地区的人民的有力共鸣。事实上,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领袖欢呼日军的到来,将其视为挣脱西方帝国主义桎梏的帮助。例如,袭击珍珠港的几小时之后,泰国政府就允许日本使用泰国国土上的基地,以便攻占英国占据的缅甸和马来半岛。一个月后,泰国也对美英宣战。在缅甸,著名的英帝国主义抨击者昂山组织了缅甸独立军,同1943年向仰光挺进的日军并肩作战。而另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巴莫则从英国人的监狱逃脱,成为日本占领军管理下的政府首脑。再向东南方向,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著名的反殖民主义者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塔从流亡地和荷兰人的监狱中逃脱,成为日本军事占领者的顾问。

  日本政府利用了亚洲民族主义者的希望。1943年,它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的地位,同年11月,东条英机邀请伪满洲国、泰国、菲律宾、缅甸和中国南京汪伪政权的代表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会议”。会议结束时,巴莫起身感谢日本人帮助亚洲人民重新获得兄弟相亲和休戚与共之感。会议发布了公报,宣布经济独立的共荣圈为走向“普遍的理解、和平、稳定”提供了唯一必然的途径。在关于亚洲人民兄弟情谊的辞藻华丽的声明中,有时为人们所遗忘的事实是,大东亚战争确实结束了亚洲从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穿过马来半岛,向外延伸到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新几内亚岛的这一大片地方的西方殖民主义。

美国人眼中的日本史:大东亚战争

  虽然西方殖民主义者可能已经从亚洲的大多数国家消失,但是许多民族主义者领导人,包括那些起初热烈欢迎过日本人的人,后来都气愤地认识到朝鲜人和中国人早已从残酷的经历中了解的事实,即日本殖民主义者也许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一样贪婪、残忍。东京政府依靠军队管理被占领的土地。1941年11月,当日本准备和美国开战时,“五相会议”制定的政策指导方针指示占领者“为了便于我们获得基本的战略物资”,必须严厉统制当地经济。一年后,某个内阁成员更坦率地说:“对我们来说,这里没有限制。这些是敌人的财产,我们可以拿走,可以为所欲为。”

  “大东亚共荣圈”的国家和领土早先被西方侵害,现在要把它们的能源、战略物资和工业产品送交日本军队。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是必争之物。截至1943年,占领军政府已经完全控制了那些岛屿,以致东条英机自负地宣布永远结束了日本的石油短缺。军需官和私商从菲律宾获取铬、铜、铁矿石和锰,从缅甸获取铅、钴、钨,从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获取橡胶、锡,从马来西亚获取矾土。朝鲜继续输送大量的轻金属和铁合金,中国华北和伪满洲国的矿场则出产煤。战争期间,日本人消耗的所有能源的三分之二是煤,1943年大约20%的煤是进口的。如表14.3所示,日本公民也依靠帝国而获得必不可少的粮食,尤其是大米。

  与日本的贸易交换最终往往损害了当地经济。日本政府确定进出口价格并固定有利于日元的货币汇率。新占领地区的占领军政府几乎根本不注意发展有利于当地人民的制造业,收购政策也只是根据日本的需要而执行。在印度支那,军队任意强占水稻收成,它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时,又强迫一些农民毁掉稻田改种黄麻。最后甚至像巴莫这样的早期支持者也感到希望幻灭。他悲叹道,“只有一个目标和利益,即日本的利益;东亚国家只有一个命运,即成为众多永远依靠日本的满洲国或朝鲜”。这些成了所谓“共荣”的现实。

  经济剥削表现了日本人自认高贵而轻蔑对待当地人民的殖民统治,但这种殖民统治并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方面。军政府的首脑往往惯于把日本人说成是世界上“首要种族”的帝国“神代史”,把最好的旅馆和娱乐设施留给占领军专用。大多数军政府首脑还实行“日本化”的计划,要求当地人民向所有日本军人鞠躬,庆祝日本的节日(天皇的生日4月29日成了“共荣圈”的庆典),并用日本的官方日历标志年岁。结果,1942年成了从传说中帝国建立的公元前660年算起的2602年。

  更残忍的是对人身的暴行。在中国前线的经历,使得日本侵略军憎恨似乎总是密谋反抗他们的占领区民众。日本皇军也把这种怀疑的态度、对自己种族优越性的信仰和不人道行为的倾向带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在亚太地区,日军臭名昭著,他们只要受到最轻微的挑衅,就会侮辱、殴打和训斥非日本人。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暴力是占领时期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日本占领者以捏造的罪名逮捕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把抓捕到的农民塞进船里运到其他地区当劳工,处决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同盟国广播而被当场抓住的印度尼西亚人。占领新加坡后,日本当局逮捕了7万多名被怀疑搞破坏活动的华侨。据目击者说,其中数千人被绑在一起装上船,带到海上,然后从船上推下去。在马来半岛,占领军关闭学校,把校舍改为军营,分给当地人民定量只及日本人一半的口粮,并杀害那些到军队仓库偷东西的马来人。

  妇女经受了可怕的痛苦。对妇女的蓄意侮辱在朝鲜最为严重,产生了许多问题。招工者受日本皇军的指使貌似签约雇用年轻女子到国外的纺织厂做工,实际上是送她们到遍布亚洲的简陋军队妓院。其他朝鲜女子也加入了她们的队伍,其中许多人10岁刚出头就被强行从城市街道和乡村小路上拉来,充当日本士兵和殖民地管理者的“慰安妇”。在新加坡,被抓获的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荷兰妇女也被迫从事这种服务。总计多达10万至25万妇女死在日军的妓院,还有数目不详的成千上万的妇女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在战争快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惊恐的日本士兵开枪或用刺刀杀死了其他难以计数的人。

美国人眼中的日本史:大东亚战争

  在亚洲,战争和滥用占领时期政策而造成的残杀令人难以想象。除了慰安妇以外,还有多达7万名朝鲜男子作为劳工客死日本,或作为日本军队中的“志愿者”而死。据菲律宾政府统计,平民的死亡和战争引起的死亡合计12.5万人。印度政府估计,在缅甸前线作战时的伤亡是18万人。法国宣称,20个越南人中就有1人死亡,主要是因为造成了1945年严重饥荒的日本农业政策。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估计,爪哇有300万人,其他海岛上还有100万印度尼西亚人或被日本人杀害,或死于饥饿、疾病和医疗保健的缺乏。估计有30万至100万印度尼西亚人被日本人强征为劳工,其中可能一半人死亡。某个官方记录声称,被拘押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13万欧洲人中,有3万人,其中包括大约7000名妇女和儿童,死在狱中。中国的痛苦最为深重,在1937年至1945年间,被杀害的中国士兵的官方数据是130万,但加上无法计算的平民死亡人数,大约是900万至1200万人。这些数据并非精确计算后的结果,只能暗示亚洲受到战争之害的无辜者所遭受的无情残忍的暴行。所有这些都成了所谓“泛亚兄弟情谊”的奇异现实。

  (节选自《日本史》,詹姆斯?L.麦克莱恩 著,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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